近日，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长孙叔宝接受了Agrow杂志社韩书友记者的采访，孙会长总结了农药行业2016年的情况，对行业兼并重组、环保督察、农药零增长、转基因和研发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尽管2016年农药出口在金额和数量上都出现了下滑，但是行业最低迷的时期已经过去，2017年行业信心正在逐步建立。

记者：请您总结一下目前中国农药行业的情况？

孙会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专利农药生产国，据统计，中国有超过2600家农药生产企业。原药生产企业600家左右。农药生产超半数为出口。尽管出口占中国农药生产的主导地位，但农药产业受国外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

　　农药行业自2014年下半年再次下滑，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粮食和原油价格的下降。农民对粮食价格的下降较为敏感，因而不再对此增加投入。石油价格的下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促进农药的生产，但也使得精细化工产业价值下降，并且原油低价也抑制了生物乙醇产业的发展，该产业以玉米和甘蔗为生产原料，结果造成玉米库存过多。随着廉价的转基因玉米进口到中国市场，国内政府部门期望农民充分适应今后几年的产业规划，玉米种植面积将减少5000万亩（330万公顷），大豆种植面积将增加，从而促进国内农药使用结构调整。

　　政府已经改变了种植结构管理的战略。早些年，政府的基本目标是利用18亿亩（1.2亿公顷）粮食种植来保障国内粮食供给充足。日前，政府已经将此战略更新为目前的在保证大米和小麦种植面积的同时，其他作物随市场变化调整的新战略。中国每年从美国和南美地区进口8000万吨大豆用于油料加工，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油品需求。可想而知，如果不进口的话需要更多土地来种植大豆。

　　关于农药生产的趋势，我认为中国农药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全球粮食价格，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使用我们的质优价廉的产品，至少相对于那些跨国公司而言。降低农民生产成本，使粮食便宜，最终导致农药需求减弱——这是一种消极的周期。但市场跌宕起伏，这是由市场调节的，即供求关系。我希望农药行业能比预期更快地克服目前的困境。

　　跨国公司从30多家中国企业采购原药甚至制剂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跨国公司需要检查供应商的EHS是否符合要求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任何潜在的事故，如泄漏、爆炸，都可能会破坏供应链，影响采购。总的来说，国内企业还是受益于严格的EHS标准。

　　为了达到环境标准，地方政府偶尔会强迫污染企业，无论大型或小型企业，都要关停。其结果是，较大的公司受影响更严重。举个例子，大量的上游原料/中间体，如甘氨酸，是由河北省石家庄的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一旦被关停，下游的农药生产将因原料供应商（通常是小企业）停产而受到严重影响。如新安和南通江山以前自己生产甘氨酸，但他们最终放弃了生产，因为从小公司采购能使产品利润率更高。所以因环境造成的企业关停实际上是导致对整个产业的一些负面影响。

记者：政府在当前的五年计划目标中提到要减少30%的作物保护公司，而现在该目标进程缓慢，您认为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孙会长：作物保护公司数量减少30%是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的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目前过多的农药生产企业不利于我国农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难以把控质量。企业数量减少30%是“十三五”（2016-2020）规划目标，我们正朝着对的方向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了部分成绩。近两年，国家工信部未再批准新的农药生产企业，国家鼓励企通过兼并重组来充实产品品种和创新。

记者：目前的环保督查形势如何？该举措能有助于小企业退出产业么？对于大企业的影响如何？环保督查是产业巩固的驱动器么？

孙会长：环境保护政策在产业兼并重组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以保护水源和大气行动为例，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和国家环保部在2013年组织了草甘膦主要企业的环保核查，草甘膦的价格也因一批生产企业的停产而走高。我希望环保核查能成为行业常态，而不是偶发性的。我的逻辑是，规模小的生产企业因缺少相应的环保设施和战略规划，无法在环保督查的高压下生存，而顺应环保政策管理的较大企业能够健康发展。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很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但是其对产业的影响还比不上跨国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不是每个并购都能顺利完成的，例如南通江山原计划并购江苏常隆，但最终因常隆的环保问题和股东的反对而被搁浅。

记者：2016年中国农药的出口如何？草甘膦的出口行情和价格是怎样的？其他主要品种的原药出口情况怎样？

孙会长：据统计，2016年国内农药出口量和价格都出现了下滑。原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是造成出口下降的原因。我们可以从那些上市公司的季报中发现，他们的利润微薄甚至是亏损。

　　以草甘膦为例，出口下滑15%。事实上，草甘膦是整个农药市场的风向标。2016年四季度，草甘膦价格出现上涨，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原油价格由25美元/桶上涨到了50美元/桶，另一个是环保督查带来的产能减少。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也对相关会员企业提出警示，要保持农药价格的稳定。我们希望作物保护公司业务稳定发展而不是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农药行业价格的稳定增长也能吸引风险基金的跟进。

记者：随着人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您认为国内公司有可能转向印度采购产品么？

孙会长：事实上，我们从印度进口部分农药，比如杀虫剂溴氰菊酯，杀菌剂代森锰锌和其他一些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我们也从印度进口原材料，比如吡啶和菊酸。但是目前为止印度从中国购买得更多。很难预测中国企业是否会增加从印度的采购——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个人认为可能性很低。

　　农药生产涉及到技术集成，包括生产过程、环境保护和先进的设施。核心技术是不容易被复制的，虽然非专利产品与新活性成分的发现不具备可比性。另一个关键点是，中国农药工业具有垂直产业链，大多原药合成是从头开始，即从原材料开始。充足的原材料来源使中国农药产业繁荣且有竞争力。我不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做像中国这样的全产业链，除了印度可以做到一部分。与玩具、电子产品和服装行业不同，这些行业对成本和价格敏感，农药行业相对更稳定。我认为中国农药行业仍有提升空间。

记者：2016年国内农药市场发展与2015年相比有何变化？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孙会长：我认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NATESC)和农业部(MoA)来回答这个问题比我更权威。根据南京植保会新公布的部分数据，2016年并不是一个好年度，国内农药市场的数量和农药的价格均下降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防治领域虫害影响压力有所下降。此外，较低商品价格不利于农药市场。

记者：中国在农药出口退税、农药安全问题、“农药零增长”使用方面有什么行动计划么？

孙会长：目前，制剂退税是5%，原药退税范围从7%到11%。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我建议制剂出口退税率应高于原药。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熟悉农药行业。我们需要一些微调来促进农药出口。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跨国公司和中国作物保护公司一直在为促进农药使用安全共同努力。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不是来自制造工艺和运输，实际上是来自农药的滥用，如过量使用、错误使用等等。

　　农药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用于帮助农民保证质量的同时增加产量。当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时，没有人指责农药。一旦我们能够自给自足，食品安全就成为了一个大的话题。农药残留成为食品质量下降的诟病。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技术创新来提高农药药效，减少用量，降低残留，这有赖于新成分的发现和制剂创新。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即教育农民正确使用农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与农业部和植保中国协会合作发起一个名为“乡村大讲堂”的农民教育计划。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还提供各种农作物整体保护解决方案。

　　关于农药的零增长使用，我们鼓励较小的制剂企业转型为作物保护服务提供商，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药。最近，无人机已经在大田上用来喷洒农药，先进的农作物保护喷雾设备在减少农药用量、保证药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个策略是教农民在实践中使用的经济阈值的概念。农民通常不能容忍在田间喷洒农药后看到移动害虫。我们要说服农民，使他们认识到85%的农药功效能足以确保高产量。

记者：兼并重组对中国农药工业起着什么作用？

孙会长：跨国公司比中国公司更加注重市场营销调查，这样他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市场，并且准备潜在的合并和收购。跨国公司间合并（陶氏和杜邦）和收购（拜耳和孟山都、中国化工和先正达）后数量将更少，重复产品的退出将造成产品线减少。从消极方面来看，垄断权力的集中可能会扼杀创新，导致降低国内原药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在好的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从跨国公司释放出来的生产线，例如，北京颖泰从陶氏买下了整个产品线，这就能帮助它渗透到全球市场。此外，中国的作物保护公司可以很容易地雇佣有经验的市场/销售人员，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并购通常意味着裁员。

记者：您对农药产业下一个五年的愿景是怎样的？

孙会长：我们知道，农药市场与大宗商品价格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农药价格会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而上升。而且具有周期性，如之前2008年到2013年的周期。我确信农药价格下个周期会在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内波动，大波动不太可能会发生(价格大起大落发生在2008年至2013年)。一夜暴富是不可持续的。总之，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对2017年充满信心。

记者：您认为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会在什么时候被允许在中国种植？

孙会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研究。最成功的案例是中国Bt棉花被广泛种植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中国有各种转基因作物储存在研究机构/大学的实验室，尚未商业开发。我们不知道这些转基因作物与跨国公司相比有多好。

　　在中国，科学界和政府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为什么中国想并购先正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转基因作物和其他新的创新，不仅仅是农药业务。

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种植转基因玉米。然而，我们跟美国比有很多局限性，如我们的农田面积、种子销售渠道和维护费用。尽管中央政府期望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张，我还看不到在中国的北方或西北任何培育转基因大豆的可能性。原因是关于饮食习惯，中国人喜欢豆腐，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转基因大豆制成的豆腐。

记者：一旦中央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对转基因作物发放通行证，这将对中国农药产业有何影响？

孙会长：如果允许抗“农达”作物在中国生长，选择性除草剂的使用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超级杂草”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这就为选择性除草剂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记者：您能评论一下目前中国对新有效成分的研究和发现么？

孙会长：四家中国作物保护公司进入了“Agrow Award”前20位，他们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都比较大。至少比日本的作物保护公司更大，有能力合成新化合物。我认为新有效成分的发现将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责任。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有30多个新有效成分获得了专利，这都是由研究机构而不是公司研发的。由于缺乏销售策略，新成分似乎没有实现盈利能力。我们无法赶上日本研究团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新成分的发现是由企业来提供资金和驱动的——他们的研究包括分子设计、合成、筛选、生物测定、毒性研究和理化性质，而我们主要关注分子合成。

　　此外，我们的新成分主要是在研究机构/大学发现的，由研究者带领，研究生、硕士、博士生来实施。我不能否认部分发现/专利是因他们的职称需要通过发表科学文章而驱动的。所发现的新成分命运不是被卖给跨国公司就是中国公司用于商业开发，而国内这些公司因为规模太小而没有能力开发新成分。这就摆出了一个问题——新成分的开发与产品生产发展联系不紧密。对我来说，新分成的发现是系统科学。将来，新分成的发现应由农民需求来驱动，由作物保护公司来研究开发。

来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网